明朝末年,四川遭难。据蜀地典籍记载,明末张献忠在川领军起义,形成了多次义军与反义军的战争,双方随意屠杀川人,“杀人如砍瓜切菜”,“从川东杀向川西”。攻破成都时,“屠城三天”,仅一次集中杀掉进士、举人、贡生达17000余人。兵荒马乱加上大旱、大饥、大疫,“人自相食”,“数百里无人烟”,“存者万分之一”,泸州一带“十室九空”,綦江“死者朽卧床榻,无人掩葬”。据统计,明代四川有310万人,康熙初年只剩下50万人(有的说只剩八万人)。清统一全国后,康熙采取了“湖广填四川”的政策(“湖广”,当时指湖南湖北一带),近百万“湖广”人被迫离乡背井,长途跋涉迁入四川。这项“填川”政策,以康熙时代为最,一直延续到后世。湖北、湖南许多佘氏就是在“填川”大潮中迁入四川、重庆的。如湖北麻城,是中国古代八大移民集散地之一,据史料记载,“明末清初,有数十万人从麻城入川”,故有“湖广填四川,麻城占一半”的说法。现四川水尾、玄滩、仁寿、打古镇等地佘氏,皆是明末清初从湖北麻城迁入的。这时从湖南迁去“填川”的佘氏也有不少,如迁入四川的有老马沟、象山、大邑、遂宁、华蓥山等五支,迁入重庆的有南川、南岸、丰都、佘家坡等四支,这些佘氏支系的后裔又迁入贵州、云南等地发展繁衍。
这次迁徙,多数是被强制的,甚至双手被绑于后背长途跋涉(故有“解手”典故),百姓苦不堪言,但“填川”对于四川、重庆一带的苏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到乾隆14年,四川人口已增长到778万,“天府之地”已现端倪。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“填川”之百姓,包括佘氏“填川”之族裔。
从以上叙述中可知,佘氏大迁徙与中华民族人口大迁徙的走势息息相关,与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史息息相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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